【新闻与评论】胡平、盘古、巩胜利、吴中英、邢汶、洪哲胜、金钟──────────────────────────────《民主通讯》2004.4.12订阅处：[email protected]（接到回应时，请务必回信证实订阅。回信时无需另外写字。）投稿处：[email protected]──────────────────────────────一、认识问题　　◆民主中国阵线组团访问台湾香港日本　……　（德国）寒坡岭　　◆台湾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美国纽约）胡平　　◆不自由的歌谣　……………………………………………　盘古　　◆驳北大焦国标副教授《讨伐中宣部》文　　　论我们的真正敌人　……………………………………　吴中英　　◆中国特色的腐败论　……………………………　（北京）邢汶　　◆想一想，死不得　…………………………………………　楚远二、民主理论　　◆试论民主社会守法的意义　　　──回应张三一言　……………………　（美国纽约）洪哲胜　　　〔附〕洪哲胜的守法与和台湾人的公民抗命（香港）张三一言　　◆无权阶级的终结宣言　　　第四篇：阶级（矛盾和斗争）理论　…………………　吴中英　　◆从中国《宪法》环境的源头之变　　　看中国行政与执法的人权冲突　……………　（广州）巩胜利三、他山之石　　◆杨力宇谈连宋的败落与未来　　　──访问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　…………　（香港）金钟　　◆李昌钰检视吕秀莲右膝枪伤与报告相符　………　《大纪元》　　◆“四．一○”集会群众火爆抗争．　　　警民冲突九十六伤　………………………………　《大纪元》　　◆泛蓝四一○集会爆发警民冲突马英九　　　下令驱离警方逮捕十三人近百人受伤　…………　《大纪元》──────────────────────────────民主中国阵线组团访问台湾香港日本寒坡岭应台湾民主基金会邀请，民主中国阵线组团赴台观看总统大选。民阵赴台观选团由民阵主席费良勇先生带队，团员有全德学联主席彭小明先生、民阵荷兰分部主席王钧先生、民阵丹麦负责人张国亭先生、自民党主席倪育贤先生（美国）。民阵访台团于2004年3月18日临晨到达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专员张杰芳先生来机场迎接。18日中午，台湾民主基金会设宴款待了民阵访台团。基金会副执行长杨黄美幸女士，研究员许文英女士等同访台团成员进行了交谈。下午，首先拜访了台湾民主基金会参加了关于台湾民主化进程的研讨会。接着，拜访了中国青年救国团，会晤了理事长李钟桂女士，秘书长张德元先生，总干事于家敏先生等。李女士介绍了青年救国团的成长历程，随社会发展而两次转型的要领，培养人才的经验，同大陆的交往等。19日上午，民阵访台团先拜会了民进党总部，同国际事务部副主任谢怀慧女士，民调中心常务副主任郑俊升先生讨论了民进党的奋斗历程对大陆民运的启示，台湾经验与大陆前途，两岸关系以及民进党与大陆民运的关系等。费良勇特别强调，民进党的经历同大陆民运类似。民进党人从被关押流放到竞选执政的经验教训，大陆民运可以很好借鉴。中共专制统治如同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无论台湾将来如何发展，都必须同大陆民运势力打交道。希望民进党积极支持大陆民运。接着，访台团拜会了陈吕竞选总部，观看了民进党的选举造势活动。下午，拜会了国民党党部，同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先生，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科技经济组召集人薛香川先生，政治大学经济系教授林祖嘉先生讨论了大陆的经济发展，恶劣的人权状况，两岸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大陆海外民运的情况等。费良勇阐述了关于两岸关系的一贯观点，和则双赢，战则两败，两岸要多交流，少谈判，缓统一，希望台湾方面善用制度上和道义上的绝对优势，化解大陆在国际法上、地域上、人口上、资源上和军事上的相对优势，变被动为主动，在促进大陆经济发展的同时，推动大陆的民主化。中午，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宴请民阵访台团，联络处处长陈崇弘先生，海外联络科科长叶非比女士，专门委员林基田先生等同访台团成员进行了交谈。下午，拜会了连宋竞选总部，同中央政策委员会萧行易教授，中华两岸世纪发展协会理事长吴英黔先生等进行了交谈。谈论的重点是两岸交流和大陆的民主化。当民阵访台团惊闻陈水扁总统遇刺受伤时，费良勇立即请张杰芳专员通过陆委会向陈总统表示慰问，并且表示，民阵是一个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组织，民阵反对竞选过程中出现的一切暴力事件，严厉谴责暴力事件制造者。20日是总统大选投票日。上午，民阵访台团参观了投票所。每个投票所都有警察执勤。广大民众踊跃投票，秩序井然。下午，访台团游览了三峡清水祖师庙。傍晚，赴计票中心观看了选票统计情况。21日，参观了故宫博物院，101大楼和淡水渔人码头。在大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文物古迹大部分被毛泽东和共产党破坏了，在台湾却很好地保存下来了。22日，访台团拜访了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同所长郭建中教授讨论了总统大选的结果及其后遗症，对大陆的影响等。大家都对选举中出现的暴力事件以及选举后两派民众的尖锐对立感到忧虑，同时认为，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总是能够逐步获得解决的。费良勇表示，希望台湾的选举从轰轰烈烈过渡到平平静静，从耗资巨大过渡到节资省时，从尖锐对立过渡到宽容妥协，整个社会更和谐，更理性。讨论结束后，民阵访台团游览了春光弥漫的阳明山。22日傍晚，费良勇，彭小明，王钧和张国亭离台赴香港，同民阵副主席盛雪女士会合。她随另外的观选团到台湾观选后先一步到达香港。23日上午，民阵代表团拜访了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港支联）召集人司徒华先生。司徒先生老当益壮，神采奕奕。主宾一道讨论了“6．4”15周年全球纪念活动，各民运团体之间的合作等。司徒先生强调，各民运组织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本地的事情办好。流于形式的合作没走实际意义。下午，代表团拜访了《开放》杂志社总编辑金钟先生和执行编辑蔡咏梅女士。双方讨论了台湾总统大选中出现的问题，重点分析了总统遇刺事件及其对选情的影响。各种意见分歧很大。傍晚，代表团拜访了自由亚洲电台，同韩东方先生讨论了公民维权运动。韩东方先生介绍了他们帮助国内弱势者打官司的情况。24日，费良勇、彭小明、王钧和张国亭离港赴日。民阵总部副主席，民阵日本分部主席李松先生，民阵日本分部干将林飞先生和边宁先生到东京机场迎接。晚上，日本分部干将段林海先生在他经营的东西南北餐厅设宴欢迎民阵欧洲代表团。25日，林飞和边宁陪代表团驱车前往富士山。中午，王钧先生的一个网友带着日本太太远程赶来相会，并宴请民阵代表团。大家探讨了网络冲破中共新闻封锁的重大意义。下午，代表团在富士山附近的温泉沐浴。傍晚，李松特地赶来代表团下榻的旅馆。晚上，大家交流了各个国家民阵的组织发展和活动情况。26日上午，代表团游览了富士山。本来浓雾缠绕，不见山顶，但当代表团到达富士山前的横贯湖时，突然云开雾散，白雪皑皑的山顶凸现，山脚郁郁葱葱，湖光山色，分外妖娆。下午，代表团参观了横滨中华街。古老的中国城生机勃勃。晚上，一位学术和经商有成，具有远见卓识的先生宴请费良勇，林飞和李松，恳谈了民运的策略问题。随后，费良勇、林飞、李松和王进忠会晤了北京之春经理薛伟。他去台湾观选后来日本。27日，费良勇、薛伟、王进忠和段林海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促进全球民主化会议。会晤了日本民主党最高顾问，众议院议员，前首相羽田孜，日本民主和平促进委员会事务局长菅原秀，南亚研究中心著名藏族教授Pema Gyalpo，老挝众议院副院长Samane Souvannasao，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以及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费良勇一再强调，中国的民主化是全球民主化的关键。中国民主化了，其它小专制国家很容易瓦解。晚上，民阵日本分部召开了分部会员大会。访台团介绍了台湾大选情况。薛伟阐述了解决台湾大选纷争的建言。费良勇介绍了香港之行和民阵的工作计划。28日上午，阳光灿烂，樱花盛开，日本民众争相观看樱花胜景。民阵代表团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下午，参加了日本保卫言论自由人权同盟举办的“中国人权现状与全球审判江泽民”研讨会，同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座谈。费良勇、薛伟和王钧发表了演说。彭小明、张国亭和李松也作了发言。费良勇指出，江泽民是地地道道的三个代表，即腐败势力的总代表，卖国集团的总代表，道德沦丧的总代表。薛伟介绍了台湾大选的情况，并阐述了组建联合政府以解决大选纷争的建言。王钧介绍了同所在国荷兰政界打交道的经验。彭小明介绍了德国《导报》，揭露了中共专制势力收买中文报刊的情况。张国亭介绍了一幅揭露江泽民出卖中国大片土地的钜幅标语在世界各地的展出情况及轰动效应。李松表示，民阵将同法轮功学员携手颌作，共同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民报》、《大纪元报》、《东方时报》、《新唐人》电视台等中文媒体都派人参加了会议。晚上，众多与会者一道聚餐，继续商讨国事。29日，代表团一行在民阵日本分部干将李松、王进忠、林飞和边宁的陪同下，拜访了大赦国际日本分部，同大赦国际日本分部事务局长寺中诚谈论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特别提出，希望大赦国际救援被中共当局关押的民运人士王炳璋、杨建利和王万星。晚上，民阵日本分部干将段林海设宴为代表团饯行，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大赦国际日本分部中国事务负责人白井千彰和北井大辅、日本众议院秘书协议会事务局长鹤田博和、日本法轮大法学会会长鹤园雅章等日本友人。30日上午，代表团及民阵日本分部数位人士拜访了日本众议院众议院议员、文部大臣、前法务次长牧野圣修。费良勇希望他救援王炳璋、杨建利、王万星等民运人士，并强调，中国的民主化对于全球的民主化与和平发展至关重要。中国民主化了，全球就能快速民主化。全球裁军、销毁核武器、全球环保、和平解决各国纷争等事务才能真正提上全球议事日程。牧野圣修表示，他将发起同日本议员和其他国家的议员成立一个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议员同盟，积极促进中国的民主化。下午，代表团离开日本。民阵日本分部李松、林飞和边宁等到机场送行。民阵代表团访问台、港、日，多方接触，广交朋友，增长见识，获益匪浅。（2004年4月6日于纽伦堡）──────────────────────────────台湾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胡平观察台湾政治，很多大陆人最想不通的一点是，台湾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民进党不必说了，现在就连国民党也说它不再坚持一中原则。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目前，台湾最大的苦恼就是它缺乏国际人格，它被排除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之外，和它有正式邦交的国家寥寥无几。然而曾几何时，台湾获得过广泛的国际承认，而且长期占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前年，台湾退休外交官陆以正写了一本回忆录《微臣无力可回天》（2002年，台北天下文化书坊），其中讲到当年退出联合国以及和美国断交等事件的详情内幕，值得我们认真解读。§§一、蒋介石也曾决定接受“双重承认”1949年，中共夺得大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并未马上进入联合国；中华民国退守台湾，仍保有联合国席位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由此，两岸即为联合国席位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攻防战。由于双方都认定只有一个中国，而只有自己才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双方都摆出“有我无他，有他无我”，“汉贼不两立”的架式。这就使得联合国相当为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本来大多是支持台湾，反对中共政权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认为，把占有整个大陆的中共政权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让只占有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继续代表全中国，是不现实的，是不恰当的；同时，他们又都认为不能听任中共武力“解放”台湾。于是有不少西方国家主张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且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同时保留中华民国的会员国资格；或者是让台湾人民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到底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并，还是独立，或者是接受联合国的托管。如果台湾和大陆两方面有一方愿意接受这种安排，那么上述提议还有实行的可能，但问题是在当时，当事者双方，台湾政府和大陆政府都坚决反对这种安排，所以西方国家的这些提议就都宣告流产。陆以正写道，在1966年，美国感到支持中共的国家越来越多，于是开始放出“两个中国”的试探气球。意大利等国提议成立特别委员会研究中共进入联合国问题。然而那时大陆文革狂飙突起，“大陆乱成一团，无人敢在台湾问题上表现任何弹性”；而台湾方面“当时也误以为中共政权真有可能垮台，所以动员友邦反对，造成台北与北京双方联手，打击怀有诚意的中间派的荒谬现象”。这一次试图让两岸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努力遂告流产。等到了1971年，国际形势的演变更加有利于北京。在这一年的第26届联大会议上，阿尔巴尼亚等国再次提议恢复中共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并出任安理会常任理事以及驱除台湾。当时，中共在联合国内已经获得广泛支持（当然，这也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联合国有关），美国估计已经无力阻挡中共进入联合国，于是与台湾当局磋商，“变更策略，改以‘双重代表权’为目标，希望一方面让中共进入联合国，并取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席次，另一方面保全我国（指中华民国──引者）在联合国的会籍，仍能留在联大。”陆以正透露：“双方经过多次密商，直到最后一刻，蒋中正总统才勉强同意”。陆以正写道：“回顾1971年那段经过，就事论事，我国当时已经准备接受与大陆并存于联合国的安排。”这说明，早在1971年，蒋介石就已经准备接受“两个中国”了──当然，是被动的，不情愿的。陆以正透露的这一内幕消息十分重要。以前，人们总以为蒋介石是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毫不妥协。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派人认为，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国民党在台湾的专制统治。因为如果蒋介石放弃了中华民国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之说，接受了两个中国，那么，他就没有理由在台湾继续“动员戡乱”，继续“暂停行宪”，他就不得不在台湾开放民主，回归宪政。为了维护国民党在台湾的专制统治以及自己的独裁地位，所以蒋介石才始终坚持他的一个中国原则。另一派人则认为，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因为他有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想，有强烈的反共复国的使命感。不过根据陆以正透露的事实，还可以加上第三种解释。你还可以说，蒋介石之所以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也是因为他低估了中共政权的稳定性。蒋介石以为中共暴政断然不可能长久，所以他在台湾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有朝一日反攻大陆，根本没有在台湾偏安一隅的长期打算。殊不知中共政权固然十分残暴──这一点不出老蒋所料，但是并不短寿，中共政权的稳定性远远超出老蒋的预估（尽管共产制度注定是历史上最短命的制度，但相比之下，对共产政权而言，越残暴者反而越长命。不赘）。到后来，反攻大陆渺不可期，台湾自身的存在反倒陷入困境。就这样，当蒋介石发现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会导致台湾在国际社会上自我放逐和自我孤立，他也只好放弃这一原则。既然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放弃一个中国原则，何况二十年后的李登辉，何况三十年后的阿扁和连宋。§§二、从“汉贼不两立”到“贼立汉不立”让我们再回到陆以正的书上来。按照陆以正的记叙，在1971年的26届联大上，美国征得蒋介石同意后提出临时动议，要求把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分成两段表决，先表决是否接纳北京，然后再表决是否驱除台湾。美国估计，因为赞成接纳北京的国家不一定都赞成驱除台湾，因此这就有可能保住台湾的席位。可是美国的这一临时动议被否决，台湾代表知道败局已定，不可挽回，便以程序问题要求发言，宣布退出联合国，离开会议大厅。接下来，阿国提案被一揽子通过。从此，北京占据了台湾原来占据的位置，台湾被迫离开联合国。由于在这一回合中，美国的策略未获成功，台湾方面无从表示他们对双重代表权到底接受不接受，外人也就无从得知蒋介石已经同意放弃其一个中国立常如果不是陆以正透露这段秘辛，我们还都以为老蒋始终坚持汉贼不两立没商量呢。不过，陆以正补充说：“假如那年双重代表权案获得通过，中共肯定拒绝加入。顶多再拖个一两年，在西瓜靠大边的情势下，我国仍然会被赶出联合国，反而更加窝囊。”问题是，如果不是等到1971年，而是早在1966年或更早一些，台湾就接受双重代表权，不阻拦中共进入联合国，台湾是不是能保住它自己在联合国的席位呢？对于这个问题，陆以正没有明确回答；但是读者可以感觉到，陆以正对台湾当局在1966年没有支持、而是反对意大利等国关于让台海双方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提议这种做法是不以为然的（他把“台北与北京双方联手”反对意大利等国的提议称之为“打击怀有诚意的中间派的荒谬现象”）。这似乎是暗示，假如台湾当局能在早一些或更早一些的时候放弃一个中国、汉贼不两立的立场，台湾就不会落到后来那么孤立的地步。陆以正还告诉我们，在1977年中美建交前夕，他曾擅作主张，私下向美国方面试探有无可能采取两个德国模式，也就是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承认中华民国。美方表示无可能。卡特总统的东亚事务顾问奥克森伯格说卡特总统已经表态支持上海公报（上海公报是尼克松签署的，上面提到美国认知到两岸均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无法更改。奥克森伯格还调侃地说：“零起点预算制度或许可行，但零起点外交政策就太不象话了。”意思是说，你们台湾若早同意让美国承认两个中国还好办，但你们先前一直不肯。现在才想起要从头来过，要美国承认两个中国，那就为时已晚，办不到了。美台断交对台湾打击甚大，一时间，台湾的邦交国纷纷效仿，抛弃台湾，转而承认大陆。台湾的外交部连连接到外国的断交通知，被人讥为“绝交部”。台湾成了国际弃儿。到了这时，台湾想实行两个中国原则以换取国际承认已不可得，于是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到了蒋经国时代后期，国民党政府就开始推行务实外交，力图重返国际社会。§§三、争劝贼立汉也立”晚年蒋经国的务实外交主要是发展与无邦交国的非官方关系即经济文化等实质性交流，同时也默认以“中国台湾”或“中国台北”的名义参加某些国际活动，在国际体育比赛中不再坚持升中华民国的国旗，等等。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接任总统。很快地，台湾就提出争取双重承认，突破外交困局的主张。当时，李登辉刚上任，其实权尚不足以主导决策；所以，这种转变似不应看成李登辉的个人意志，而应看成国民党上层的主流意见。联想到当年蒋介石也打算接受在联合国里的双重代表权，我们就必须说，争取双重承认的主张正所谓其来有自，不足为奇。蒋经国是1988年1月13日去世的，我手头恰好留有一份1988年3月24日的台湾《中国时报》的影印件（因此页有该报记者对我的采访），上面有一篇社论和一篇专论，题目分别是“‘双重承认’与外交困局的突破”和“‘不两立’与‘孤立’会是邻居吗？──从西德南韩经验看外交双重承认的可行性”（《中国时报》当时的老板是余纪忠，名列国民党中常委）。社论引用行政院研考会主任委员魏镛的讲话，声称“我国政府从未排除‘双重承认’；西德与南韩将‘统一’与‘承认’分开处理，是突破承认问题的关键”。社论说：“中共政权在大陆行使有效管辖权已达40年，在相当期间内，我们无法光复大陆，中国也不可能统一，则为客观的现实。我们制定政策，固然不能不重原则与理想，但也不能不顾及政治现实。”眼下采取弹性的双重承认政策并不妨碍未来实现统一的长远目标。社论委婉地承认，假如在若干年前，在台湾还有许多邦交国以及在联合国等一系列国际组织中占有席位的时候，当局就准备接受双重承认的政策，效果一定会更好。社论也清醒地意识到，希望国际社会按照东西德模式或南北韩模式对待两岸关系是有困难的，因为台湾和大陆大小悬殊，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也相差太大，你台湾单方面放弃你的一个中国原则，不再坚持汉贼不两立，人家大陆却不肯放弃它的一个中国原则，大陆还要坚持大陆的那套汉贼不两立，逼得外国政府只好在台湾与大陆二中择一，到头来国际社会还是会取大陆而弃台湾，台湾还是摆脱不了被封锁被孤立的境地。也就是说，台湾单方面地放弃一个中国原则未必就能突破困境；但问题是，你叫台湾怎么办才好呢？再回到汉贼不两立的立场上去，那不是更没有出路吗？应该说，自80年代后期起，台湾的国民党就已经在事实上放弃了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已经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加入了奥运会、亚运会、亚洲开发银行年会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台湾可以说，我们虽然不是以中华民国的国家名义加入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不是一个国家；但是台湾不可以再说只有中华民国才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了，因为在这些组织中，唯一的一个留给“中国”的席位分明被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占据，而台湾已经接受或默认了这一事实；台湾这样做，不等于承认“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它确实等于放弃“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同理，所谓“92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对台湾也是不利的，因为台湾方面的“一中各表”只能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国际社会并不买账，而且，只要台湾不想自绝于国际社会，还想积极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它就必须接受或默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中华民国占据中国席位这一事实，它就不得不在事实上放弃自己的“一中各表”。也许在当初，台湾方面没弄清楚中共的一中各表到底是什么意思。台湾以为那就是彼此不直接承认对方，但也不刻意在第三者那里，在国际社会中打压对方，否认对方（这就象海外有的侨团闹“双胞胎”，彼此都说自己才是真的，对方是假的。社区要搞活动，主办单位弄不清谁真谁假或是不想介入其中纠纷，干脆两边都邀请，于是双方都得以出席，也都默认对方以社团的名义的出席，并没有谁去向主办单位施加压力，要求非把对方赶走不可，否则我就不来）。谁知中共的一中各表就是中共在一切场合不遗余力地排斥、打压台湾，恨不得赶尽杀绝，所以台湾无法接受。历史的演变就是如此：当初，国民党坚持“汉贼不两立”，为的是“汉立贼不立”，殊不料后来形势逆转，倒成了“贼立汉不立”，于是只好改变政策，争劝贼立汉也立”；然而等到这时，共产党却又用它的那套“汉贼不两立”全面封杀台湾，使得台湾想“贼立汉也立”而不可得；于是台湾就陷入极大的困境。如上所说，台湾放弃它的一中原则，争取双重承认，并未取得显著成果；但也不是一无所获。至少，台湾得以参加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虽然其身分不尴不尬，但总比自绝于国际社会以至于被国际社会彻底遗忘要好。近些年来，台湾每年都要鼓动几个它的友好盟邦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重返联合国。虽然屡战屡败，但好歹也是让国际社会听到台湾的声音，注意到台湾的特殊存在。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大多数台湾人都懂得，不管争劝贼立汉也立”有多困难，它还是只有去不断地争取；它不能再回到原来的“汉贼不两立”，因为后者是一条死胡同，而前者多少总还有一些希望。（4/12/2004 12:29)〔转载自《新世纪》2004.4.12 04:15；http:// www.ncn.org〕──────────────────────────────不自由的歌谣盘古你很难想象一个受尽苦难，在苦水里泡大的魔鬼会是个什么样子，这种鬼当然肯定只有中国才有。“鬼也无权”，“鬼也无尊严”，这样的鬼，做鬼都做到这个份上，他还算是个鬼吗？他的名字叫摩罗，江西人，我在北京时见过他一次，他给我的印象大致就是以上这样，他送给了我他的第二本书《自由的歌谣》。说实话等到看完，我不知道是感到自由沉重的可怕，还是如此沉重的自由在中国永远无法开花，自由之难，自由之苦，自由之贵重，之稀有。简而言之，这本书太严肃了，缺乏象拳击台上高明拳师的灵活迅猛，打人如儿戏般自信从容。哪怕就是这样的歌谣，里面又有多少不自由的成分，顶多算是在无自由的池塘里飘起的一片浮萍，而又因环境所使，根本身不由己，仿佛是那淹死的范爱农在唱着的不自由的歌谣─“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我们看到了自由死亡后留下的残骸。真要感谢摩罗，感谢他用自我耻辱的反省帮助大家搜罗、汇集了那么多极其重要的证据，帮助大家恢复记忆，挑战遗忘。在这里面有我比较喜欢的两篇文章──《中国人，你怎么跳得过文革这一页》和《卢梭，人类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非常醒神，实属难得。应该说中国大陆作家学术味太重，近乎没有人性，大部分学术文章就象红头文件，非常令人讨厌，一般人无法看懂，可能是专门写给鬼看，象《读书》这种新左派杂志，随便哪一本都有这样的鬼都不愿看的文章，最可气的是常常第一篇就是这样的“文帐”。为了显示大陆作家功底深厚极具丰富内涵，导致文章普遍缺乏阅读快感，并不引人入胜，更不要说让人震撼了。相反由于太专注、太执着，反而显得死气沉沉，故作高深。白话文总不能老跟文言文比严肃，写来写去还不如死毛泽东表达的好。结果白话文反而没成为作家们的有力工具，但倒成了官方宣传的最有力武器了，一遇敏感问题即敷衍了事，一遇见强权即满脸陪笑。最有意思的莫过于强权养着这帮人而又常常请所谓知名作家吃饭，共进晚餐，浪费纳税人的钱财，帮统治者说话，从而加大统治力度，捍卫统治者尊严。作家──好狗也。在这本书的第二辑喜剧时代里评论的中国大陆作家，我一个都不喜欢。这些写作光有数量没有分量。写东西有个原则是要写得自己都心惊肉跳，胆战不已，写过后全身虚汗，自信而又后怕，这样的作品才拿得出手，不要老是一天到晚写个几百万字大部头作品，只是为了说一句话，说清一个问题，兜兜转转自己却搞不明白，费时费事之后又没人看。当然中国的字数非常重要，不然稿费太少，在我看来凡是中国作家，坐天牢也无妨。当然跟真正御用文人比，在野文人似乎要有点骨气，要好一些。这是个错误的观点。在野的所谓民间的底层的文人，真倒说不清有多少宋江隐藏其中，就象已故格斗专家赵道新说：“有人说学院派武术全是花架子不实用，那么民间拳师的东西就一定实用吗？我看未必！”这些平淡冷傲孤绝、目空一切、疯狂谦虚的人，往往在所谓“伟大人物”面前必恭必敬，文人中的秦舞阳更比比皆是。没有人比这更具危险性的了，在官方所谓野蛮神圣权力面前，卑躬屈膝，让大众觉得我们的“灵魂工程师”们自己的灵魂都不知跑到那儿去了，没有比这更具有灾难性的了。作家更需要做出表率，你们无权沉默，你们有权使用良心，为什么不用？所谓北大唯一清醒者，在商业包装上号称大陆第一个李敖者的余杰同学，还有他那些抽屉文学，我们看到了常识，白痴大学生看了奉为至宝，现在的大学除了已经成为了“奴才集中营”外，要不就成了“义和团拳匪培训中心”，再不就来几场“爱国比赛”，比赛谁更红更痴。既然大家都有一样的利益，就算被强权利用也在所不惜。大学已经彻底完蛋了，我也早就不指望中国大陆的文人作家了。就算那个台湾的李敖现在除了会狂拍大陆马屁，让他自己的书在大陆大甩卖之外，已经从原来的一个自由主义者蜕变成虚无主义者，从年轻时的斗士堕落成年老时的小丑，让人觉得象放屁狗。摩罗的出现算是一个安慰，一次良心发现，一个中国人的忏悔，难能可贵，特别是在这个奴才似海，走狗如麻，打手如云，强权无边的国度里，矮子里面拔高子，摩罗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需要真正的“涅?之枪”，直指人心，直刺灵魂。因为就算你有良心，有人性，而又敏感，而又有感而发，在中国也只不过象鲁迅所说，是在无边的人海里面撒了几粒盐，过久了还是淡、淡、淡。自由的歌谣，我们该怎么唱？是唱给人听还是唱给鬼听？〔提供者：林红；[email protected]）──────────────────────────────驳北大焦国标副教授“讨伐中宣部”文论我们的真正敌人吴中英昨天，看了焦国标先生的《讨伐中宣部》一文后，略有所想，对于焦先生所谈到的中宣部的各种存在的具体问题，本人是深表赞同的。但是，我认为，焦国标先生仅仅只是看到了中宣部问题的表面，而并没有看到其问题的实质。首先，焦国标先生认为“中宣部害了十四种大病”。这个“病”字就是焦先生的错误认识。我认为，中宣部的问题并不是一些“病”，而是一些专权行为、犯罪行为。把专权行为、犯罪行为说成是一种“病”，也可以说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但是，这同时也就说明了焦先生的思想的局限性。而且，中宣部的问题，实质上只是整个共产党专权集团的问题的一部分；中宣部的专权，实质上也只是整个共产党专权集团的专权的一部分。所以，说中宣部有“病”而要求共产党为其“治病”，这似乎就是焦先生的意思了。中国社会上也有很多人把当今中国的各种问题都归结到中宣部、纪委、人大等部门，甚至是归结到某些具体的领导人、主管的身上，从而要求共产党去解决这些问题。这就等于是要求共产党运用它的专权去解决中宣部、纪委等部门的专权。而这就等于是肯定了共产党的专权。因此，这些都是维护共产党公权阶级的专权统治的思想和主张，这些对于我们都是毫无意义和作用的。其实，中国各种问题的实质根源，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整个专权体系！在于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整个公本专权阶级！其次，焦国标先生提出的解决中宣部问题的方法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也是不可行的。第一，“撤消各级宣传部”。对人们的思想、言论等的控制和压制，是任何专权统治者的必要行为，即使没有了“中宣部”，也必然会有其它的“某某部”、“某某局”去实施这样的行为。第二，“制定一部《宣传部工作法》”。宣传部的权力，其实就是对新闻媒体、对公民等的专权，就是侵权、犯罪，而这些东西是绝不可能用明文的、完整的法律条文规范出来的。所以，就算共产党制定了什么《宣传部工作法》，它也必定是模糊不清的，这样的法，有法等于无法。这反而会为中宣部的专权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第三，421.5亿元“为中宣部的功罪盘点”、“建立宣传部工作日志制度”、“建立宣传部工作事故追惩制度”、“增加中宣部工作透明度”。那些“记录”，即使存在也只能是共产党专权集团的“内部资料”，而绝不是能够“公布于众”的。中宣部的工作本来就是要禁止“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如果能够把中宣部的那些事公布出来的话，那就充分证明中国已经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了，那还要中宣部干什么？这岂不是自相矛盾？中国共产党有很多的“御用文人”，这些人常写一些“中国问题”、“中国改革”之类的文章，这些无非是顺应共产党的要求，给共产党冠以“改革”、“进步”、“发展”等的“伟大形象”。还有一些人就是“独立文人”（独立知识分子），这些人往往是“以事实为依据”，讲一些具体的问题，却还是不得不顾忌共产党，从而，也就必定会肯定共产党的专权（而不敢反对共产党的专权或是根本就不会想到共产党的专权），这些人也常是共产党“恳谈”的对象。焦国标先生大概就是属于“独立文人”吧。不过，焦先生人在内地，却敢于公开反对中宣部，这就足见焦先生的非凡勇气及其个人品质的高尚。共产党常说：“团结就是力量”。这一句话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同样适用的。我们这些人，还有中国的10几亿人，都是被共产党公本专权阶级侵占了应有权力的人，我们只是没有选举权，没有言论自由权，没有新闻自由权，而其他还有10几亿人，却是那些公本专权者、那些官僚败吏们的直接压迫、侵害者。但是，我们这些所有的人，却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被专权”。我们的应有权力都被侵占了，我们都是“无权者”，我们都属于“无权阶级”。我们这些所有的人，也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公本专权阶级”！而“公本专权阶级”的主体，就是──共产党专权集团！所以，我们不但要“讨伐”中宣部，我们还更要“讨伐”共产党的整个专权体系！“当下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瓶颈是什么？”是共产党的整个专权体系！“当下中国文明发展的绊脚石是什么？”是共产党的整个专权体系！“当下中国为邪恶势力和腐败分子撑起最大最有力的保护伞的是谁？”是共产党的整个专权体系！我们不要再相信共产党的那套什么“某某主义”、“某某思想”、“某某理论”之类的了，也不要再相信共产党的什么“英明领导”了，更不要再为共产党说好话了，我们要有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化，我们要勇敢地站出来，高呼：“我们反对共产党！”致礼！吴中英[email protected]（2004.4.11）──────────────────────────────中国特色的腐败论邢汶作为权力于金钱之间的一种交易，腐败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非只有中共才存在腐败现象，美国也有，英国也有，号称政府廉洁天下第一的新加坡，同样存在腐败现象。可以想象，腐败问题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存在，不过有时候是严重的，有时候是轻微的。有些国家的小范围的，私下的，有些国家是大面积的，公然的。完美的政府，并不存在，如果腐败问题仅维持在一个轻微程度、小范围和偶然的程度，不会对政府公信力构成威胁，那么腐败就是一个法律问题或者一个行政技术问题。我们必须承认一种作为法律问题的腐败现象的存在。中国的腐败却是不同的，非常有趣，正如其他事物一样，中国大陆的腐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体现在两点上。第一是腐败现象日常化，第二是腐败问题政治化。什么叫腐败现象的日常化呢？也就是说，腐败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每天都会看见、都会听见、连谈论都懒得谈论的现象了。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乞丐流民，无不对腐败现象熟视无睹，坦然面对。大面积的、严重的、无处不在的腐败，已经使中国大陆的民众对于腐败有了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每一个需要跟政府打交道的商人，都会主动的、自觉地把公关贿赂作为正常的成本列入核算。每一个准备打官司的诉讼当事人，都会在交纳完律师费之后再准备一笔向法官行贿的资金。我在山东某县法院就听过一位法官同学的开庭，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民事案子。庭审结束后，这位法官收拾起文件夹，懒洋洋地说：今天就审到这里，中午谁安排啊？被告和原告都争着“安排”（中午的饭局），这是在中国大陆每天都看到的情景，如果法官审完案子竟然自己回家吃饭去了，当事人就会觉得这个法官跟火星人一样不可理解。腐败现象日常化，意味着腐败成为每一个初涉社会的人必须学习的第一课，意味着腐败成为中国大陆民众的日常体验。一般来说，能够迅速适应腐败，并且能够从腐败中获益的人，会被赞誉为有本事的人，精明的人，而不是一个可耻的人。这种极不正常情况，之所以会在大陆风靡一时，是因为腐败问题的政治化！这也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更严重的问题。什么叫腐败问题的政治化？中共并非不重视腐败问题，中共内部也有监督和制约机制。中纪委在查处案件的时候，很多地方官员也是闻风丧胆、不寒而栗的。在最初的时候，中共是一个有纪律有信仰的政党，每一个腐败的官员不仅会被戴上腐化的帽子，还会给与一个堕落的道德评价。由于对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信仰，很多党员在腐败之后是受良心谴责的，在被逮捕后是追悔莫及的。信仰是制约腐败泛滥的一个很强大的力量。我已经多次在文章中提到，中共已经由一个有信仰有纪律的政党沦落为一个利益集团，一个乌合之众。这样一个乌合之众的团结，只能以利益来保持。我坚定地认为，当前大陆出现的腐败日常化的现象，并非是国家打击不力，也不是中共制约缺乏，而是中共刻意营造的气氛，是中共纵容甚至鼓励的。因为中共高层很清楚共产主义的鬼话和为人民服务的胡说已经无法让党员忠诚追随了，只能以利诱之。中共企图以对腐败的纵容和鼓励来凝聚广大党员干部的团结，换取党员干部的效忠。腐败是中共维持自身统治的强大工具。最近10几年发生的案子表明，所谓对腐败问题的查处，已经完全陷入了党内权力斗争的泥潭。只有那些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官员，才会被罩上腐败的罪名，下狱治罪。所谓反腐败，已经跟老百姓毫无关系，仅仅是党内斗争的外衣罢了。这种情形，正是大陆民众为什么一直保持政治冷淡的原因之一。民众不是傻子，他们看的很清楚，不过他们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罢了。不要以为民众不说话就是哑巴。中共高层发出的反腐败的号召，民众毫无反应，面无表情。这充分说明，民众已经非常清醒地理解：腐败是真正根由不是什么民族劣根性，也不是什么法律制度建设问题，而是中共政权的问题。中共每天都高喊反腐，实际上中共才是腐败的最大制造者，也是反腐斗争的最大障碍。妄图在中共领导下清理腐败，是天真的幻想。正如有些人妄图在中共的领导下实行民主，在中共的领导下实现现代化，在中共的领导下建设完善法制一样，都可以用一句中国古语来形容，这句古语相当幽默，也很形象，叫与虎谋皮！（欢迎交流[email protected]）──────────────────────────────想一想，死不得楚远南京燕子矶闻名遐迩，被誉为“天下第一矶”。10几年前，笔者曾经去游玩过。模糊的印象中，还有依稀江水浊泥的印记，在绝壁下懒洋洋的流淌。对岸不远处是扬子乙烯的巨型装备，让人颇为失落，哪里还可以寻找到乾隆七绝的意境：“却喜涨沙成绿野，烟林相凿久相安。”后来，有朋友问我，看见陶行知先生在那里竖的牌子没有？朋友说，上面写了一句话：“想一想，死不得！”。这才知道，风流已逝的天下美景，竟然也是自杀者的胜地。而10几年后的今天，在频频添加的自杀者名录里又多了一个人的名字：小洁，一个6岁的女孩，一个居住在南京燕子矶的民工家的女孩。从报导看，燕子矶并不是小洁的家乡──虽然她就出生在那个地方。那篇报导上说她住的地方“是一处典型的外来人口聚集地”。但与楚远十几年前“外来”燕子矶游山玩水不同，小洁一家“外来”了那个“人口聚集地”已经20年了。而在南京那个大都市里生活的小洁，竟然是她的母亲“在家里用剪刀自己接生的”。何以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也成了“外来人口”？那些动辄童养媳状，抱怨美国把中国怎样怎样了的人口们，是不是应该回过脸，先舔干了自己屁股上的大便呢──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胆量和能力，又何愁一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罪恶的美国？美国再不好，毕竟和我们不同种不同语言不同国。倒是同种同语同国的同胞，55年前被一党专政的大门卡在了篱笆墙里──一旦离开，就成了“外来人口”。今天，他们又被一党首富的私有化政策抛进了贫富悬殊的地狱──民工，比奴隶好到了哪里？相反，在美国，每个“外来的人”都知道“五年奋斗期”的故事。大多数的人，在五年以后，基本上不仅不算“外来人口”而且奋斗出了一栋普通两层楼house。这在中国，就要被视为“别墅”了。相对于美元和人民币8倍的差价，这样的可以经过几年奋斗达到普通美国人生活质量的绝对真理，才是中国人向往美国的根本原因吧？而自杀者小洁一家，在自己中国的“外来人口聚集地”，四个“奋斗期”以后，却到了“靠挖野菜卖维持生计”的地步。按她爸爸老陶说：“日子越过越苦”。也就是说，没有希望。一个“挖野菜卖维持生计”人，当然不会是游手好闲的懒人。而小洁“每天捡破烂”的母亲，当然也不会是一个懒人。就是这样希望离开农村的勤劳的“外来人口”，在自己的国家却连6岁女儿上学的钱也付不出。小洁的姐姐小丽告诉记者：“小洁很喜欢上学，她们家隔壁就是一个幼儿园，小洁经常爬到洗衣机上朝隔壁看，跟着学校里的孩子一起唱歌。因为不能上学，最近一直在和家里闹别扭。”终于有一天，6岁的小洁爬上了洗衣机，不再唱歌，而是打了一个索套，了结了上学的心愿。这是一副怎样的画面？那些看透了人性虚伪的清醒者们一定会冠以“煽情”两字。但别忘了，这是在党领导下的记者同志的社会主义素描笔法。“煽情”的，是整个中国社会，而不是一篇文章。教育家陶行知几十年前在南京创立了“晓庄师范”，离燕子矶只有几站路的距离。老先生当年，想必以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师资。真是大谬不然！凭中共吹嘘的建政几十年“光辉教育成就”，教育自杀者小洁这样六岁儿童的师资力量，早已经饱和得可以撑破天了。但小洁和她八岁的姐姐依然没有学上。因为他们的贫穷，而这样的贫穷不是他们的父母靠流亡到“外来人口”聚集地可以摆脱的；也不是他们的父母靠勤劳地工作可以摆脱的。根据记者的文章，小洁一家一共有过8个孩子，死了6个。除了小洁，另外5个病逝。根据中国的现实，这样的家庭应该是“黑户口”。这样一想，自杀者小洁和她的兄弟姐妹们倒是为中国的人口自然寿命做了贡献，也为卫生部的降低非正常死亡率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否则，单凭这六个死亡的孩子，那些原来已经虚伪的数字，恐怕也不好意思不调低几个百分比──因为这样的“黑户口”绝不是小洁一家，也不是今天才有。但网上偏偏有人漠视小洁的贡献，甚至找到了小洁一家贫穷的根源：没有实行党中央计划生育的国策，咎由自取。也有人说：瞧，民工的素质。民工的素质确实不高，他们住在肮脏的窝棚里，啃着干馒头，干着城市人下岗也不愿意去干的工作。实在挣不到钱的时候，有人还会想点歪门邪道。但为什么这个国家出现了这样一个阶层呢？指责他们素质的人，知道这个“低素质”的阶层有多少人口吗？提高“低素质”的途径又是什么呢？相对于6岁的小洁都知道“要上学”的道理，那些吃饱了“人汗”馒头，然后在那里剔着牙齿的高素质公民们，不知道是否还知道羞愧两字？农民的低素质，正是由于贫穷而失去上学的机会造成的。在教育产业化的今天，哪里有什么“九年义务教育法”的贯彻可言？教育市场化，必然导致赤贫人口的继续“低素质”。这是必然的结果。这个国家在55年前通过计划手段，制造了一个分裂的二等中国：农民国；在55年后，又通过市场手段剥夺了他们通过教育提升自己的生活质素的机会。小洁之死，不正是对这个社会的最有力的控诉吗？“我要上学！”是不是6岁小洁临去前的最后遗言？“我要上学！”是不是6岁小洁叩开天国大门的钥匙？“我要上学！”是中国贫困家庭的孩子几十年集体的呼声；“我要上学！”，是中国颁布了“9年义务教育法”后，农村孩子越来越强烈的呼声；“我要上学！”，听到这句话，你是否会想起那个成了“希望工程”的象征的女孩的大眼睛？当她今天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却是六岁小洁的忌日。而就是这样的“希望工程”，竟然也是中国硕鼠们觊觎的粮仓。这就是当今中国之现实！也不要提什么早就招人诟病的计划生育国策。那个国策的唯一根据就是：地少人多。换句话说，就是人口密度太大。真的吗？那么新加坡、日本早应该实行“人口自杀”的国策，以降低人口密度了。小岛台湾，是不是也应该因为人均耕地面积少于大陆而推行强制岛上的“统派”到大陆去，以均贫富两岸的人均耕地面积呢？而非洲，大部分国家地广人稀，经济成就又如何呢？反观小洁一家，即使实行了“计划生育”，不是照样生了8个孩子，还不足以说明这个政策的失败吗？而这些孩子的62.5%的病死率（不包括小洁自杀），倒起到了“计划生育”所想而未达的效果。在指责农民多生孩子的行为之前，不是更应该考虑一个“为什么”？即使那些不屑於小洁一家超标生育的高素质中国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这样做的根本还是因为没有社会保险吧？养儿防老，是我们封建时代的传统，但到了今天，依然还是农民们不得不为的传统。挂羊头卖狗肉的共产党，是不是真地找到了控制中国人口的良方，我们也就很清楚了。6岁的小洁，终于去了，在失去了上学的最后希望以后。我希望天国里，专门为她办一所学校，或许陶行知先生就是这学校的校长。但不知道，如果他看到燕子矶的6岁孩子也走上自杀的道路，是否还有勇气说：“想一想，死不得”。这几个简单的字，可能是小洁一辈子也不认识的天书──如果她还有勇气活在今日之中国。（2004.4.9）──────────────────────────────试论民主社会守法的意义──回应张三一言《洪哲胜的守法与和台湾人的公民抗命》洪哲胜§§一、无益论政的人身攻击可以休矣在论政的时候，我最害怕见到的是：对手不针对我的论点而从事人身攻击。没想到我所尊重的张三一言，居然也沦落到这个地步。他在这篇理应讨论我的论点是否合理的大作中，指责我：“这位民主战士在其党掌权四年后，在权力的极大诱惑下变质了，变了一个用专制思想来为权力效劳的人，变了一个权力的维护者和效忠者。”首先我得指出：我有没有“在权力的极大诱惑下变质了”，与我对于泛蓝选后争议行动的批评意见的是否有理，毫无关系。即使张三一言真的证明了我“在权力的极大诱惑下变质了”，他也不能从而证伪我的论点。其次，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论者，要抛出洪哲胜“在权力的极大诱惑下变质了”的指责，绝对需要拿出证据，证明我是如何具体地“在权力的极大诱惑下变质了”的。即使他证明了我的话语确实有利于掌权者，他也没有证明我“在权力的极大诱惑下变质了”。他在这里又说我一遇上自己的“权力受到挑战时就把民主理念弃之如垃圾，就站在维护权力立场上用专制思维和手段来反对民众的民主和人权等基本权利诉求了。”这也是无益论政的人身攻击。我这个流亡海外37年、前前后后仅仅回去台湾四次，而且其中两次还是参与兄长的追悼会的海外散仙一个，手上会有什么“权力”呢？我什么时候又“权力受到挑战”了？都是一些纯属想象的东东啊！建议张三一言别再人身攻击，回归正常的论政。§§二、如果民主社会不要守法民主社会的领导人是人们选举出来的。民主社会的立法者，也是人们选举出来的。人们在选后，仍然拥有依法监督的权力与途径，而且又可以定期把他们重新授权。同时，因为人们拥有公民投票权，因此，政府不做的“好事”，人们可以通过公民投票给予“创制”；政府已经制定的“坏的法案”，人民可以通过公民投票给予“复决”。在这样的脉络中，在一定的意义上，民主社会的法就是人民自己或人民的代表所订立的法，人民当然要遵守它们。强调守法，就是强调人民遵守人民自己和人民的代表所制定出来的“游戏规则”。正因为所有的别的公民都得遵守这样的法治，我洪哲胜才有义务也遵守它。如果泛蓝这次选后争议中有了违法事件，政府可以相应不理，万一下次泛绿也有样学样地犯法，政府有什么道理给予差别待遇？须知，泛蓝可以搞出50万人的示威，如果泛绿也来一个50万人的反制示威，你台北市的人民怎办？这次如果你容许部分人以没有证据的怀疑对政府机构冲击，下次你如何面对另一次也以没有证据的怀疑所搞出的类似冲击？因此，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国民，你我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都有权力也应该对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游行示威加以鉴定：它有没有违法？它举办的理由是否充分？然后给予褒奖或批评。把公民维护权益的这样负责任的论述，当做是在维护一个自我树立的专政者，在民主社会，其实乃是一种时空错置。§§在今日的台湾说民进党这次选举以权力压制了谁，　　完全是无的放矢张三一言说：“你认为不必要，但被权力压制的民众认为必要，是依你为准还是依民众应有的权利为准？你认为不好就不必要了，可别人认为依法有权如此而必要，到底依你还是依别人为准去行事？”这里有几个问题必需给予澄清。首先，“我认为不必要，但被权力压制的民众认为必要，是依我为准还是依民众应有的权利为准？”既然他说的是民众应有的权利，我当然同意他们可以“依民众应有的权利为准”。应有的权利，当然是指合法的权利。事实上，我从来尊重人民的合法权利。那些批评我不让人民游行示威的话，都不是我说的，都是论者强把那些话塞入我的口中，然后以之批评我的。我说我尊重他们的所有合法权利，并不排除我会检验他们的行动是否真正合法。即使全都合法，这也不排除我去检验他们的行动是否“合适”，并且在觉得他们的行动“不合适”时，提出我的批评意见。也就是说，“别人认为依法有权如此而必要”游行示威、但我认为“不必要”时，他们就得面对我这个公民的批评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张三一言用了“被权力压制的民众”这样的字眼。具体讨论这个课题必将有益于增进大家对于台湾事务的了解。由于国民党50几年的专政，台湾社会形成了一个有着内部千丝万缕勾结关系的“专政共犯结构”。台湾民主化之后，这个结构自会慢慢地得到解构。但是，直到今天为止，这个共犯结构远没有得到有效的冲击。因此，即使今日台湾的公务员，也绝大多数偏向泛蓝。有一位高雄的朋友告诉我，高雄的投票所得工作人员，90多%是泛蓝的人。据说，即使在台湾的各级法院，法官、检察官大多数也还是泛蓝的人。因此，基本上来说，说有哪些人在这次选举中受到民进党权利压制，只能属于子虚乌有。一句话，泛蓝今天企图以游行示威来强力解决的问题，其实都是可以通过民主法律机制依法办事来给予解决的。采用这种大规模的抗议行动是没有合理性的。如果泛绿的群众也走出来求一个公道，那么两群暴民（不暴才怪！）所会找来的，大抵就是中共的飞弹与人民解放军吧。§§在民主社会也追求“稳定第一”也错吗？我们批评中共的“稳定第一”政策，那是因为中国并没有面对外国入侵的威胁，“稳定第一”只是它用来压制民主运动的借口。但是，今日的台湾半个世纪以来一直面对“不排除武力”要夺去台湾的中共的武力威胁，刻下又真正面对496颗中共导弹的威胁。因此，台湾确实经不起动乱，“稳定第一”在台湾如果无需100%地给予接受，最多你也只能把它改为“稳定非常重要。形式主义地说：既然反对中共的“稳定第一”，台湾就不应该也遂行“稳定第一”，这是没有道理的。正是因为泛绿的群众知道台湾“稳定第一”的重要性、刻意压抑自己的冲动，人民才没有看到他们走出街头反制示威，从而让台湾度过一劫！──────────────────────────────洪哲胜的守法与和台湾人的公民抗命张三一言从洪哲胜变质可得到的教训是甚么？洪先生原本是一个民主战士，为民主做了很多好的工作。但是，这位民主战士在其党掌权四年后，在权力的极大诱惑下变质了，变了一个用专制思想来为权力效劳的人，变了一个权力的维护者和效忠者。同时也由一个法治者变成了如同和合一样的“法制主义者”。洪先生现在还用民主词汇、在好些方面还相信民主理念，但一遇上他的权力受到挑战时就把民主理念弃之如垃圾，就站在维护权力立场上用专制思维和手段来反对民众的民主和人权等基本权利诉求了。他的“民主社会要守法”论，充分说明了一点。“守法”论要点是强调权力者统治的稳定、抽象方面（理论和舆论）把合法的说成是非法的、在具体事例上把个别事件夸大拔高为整体性事件。把守法摆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而且这个法是权力者理解的法；把公民权力摆放到可有可无的地位，是权力者理解的“法”下的牺牲品。洪哲胜说：“民主革命采用街头运动，其目的在于建立法治，让人民不必再通过街头抗争解决争议。”这是洪先生好了疮疤忘了痛。同样道理：“民主社会中人民采用街头运动，其目的在于巩固和维护法治，让人民不必重复通过街头抗争解决争议。”你认为不必要，但被权力压制的民众认为必要，是依你为准还是依民众应有的权利为准？你认为不好就不必要了，可别人认为依法有权如此而必要，到底依你还是依别人为准去行事？“不必上街”的种思想是很危险的，因为它的前提是民主掌权者是不会违法、不会立恶法、不会奸法的，民主的掌权人是不会腐败的、不会专权谋利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只要洪先生的“守法”思想，禁止民众公民抗命的权利，不准民众上街成为事实，实际上就是消除民众和反对党的监督，这一来，民主掌权者想要不腐败不专制都几难。人们拿洪哲胜最近的言论和我们大陆的“稳定压倒一切”、“破坏安定繁荣”、“反华颠覆活动”、“反华乱港”等专制心态、言论、思维相比较一下看看，到底有甚么区别？我们从中后到的教训是，权力会使人腐败；我们对任何权力都要把它视作盗贼看待；我们必须坚持法治的目的不是用来方使权力者，作为权力者控制人民的工具，法治的目的是人民用来驯服统治者和制约权力者用权的工具。其次，这次洪先生的变质引起人们（包括统独两派）的批评，可见人们是有是非辨别能力的。也可以以此看到中国人是可以走民主之路的，但路程是比较曲折多变一些。（2004.4.9）──────────────────────────────第四篇：阶级（矛盾和斗争）理论──无权阶级的终结宣言吴中英社会矛盾，是社会中不同主体的权力或利益不能同一实现的抽象化的表现。有社会存在，就必然有社会矛盾存在。任何社会，不论是原始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也不论是专权社会还是民主社会，都必然存在着社会矛盾。所以，在社会中，矛盾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矛盾。阶级矛盾，是社会矛盾的阶级化的表现。说到阶级矛盾，我就必须先要重新定义一下“阶级”的概念。共产党的理论对“阶级”的解释是：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我认为，这种定义并不正确。它的这种定义只是以“经济”上的特征为标准的，这就未免过于片面了。我对“阶级”的定义是：由于一定的原因（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或军事暴力等方面）而形成的具有相同的权力性质和社会地位的人所形成的社会集团。用“权力”去解释“阶级”，不仅包括了“经济”上的特征，还包括了其它各方面的特征，这样，也就全面和完整了。其实，共产党那样定义“阶级”，也是为了掩盖“公权阶级”、“权产阶级”的存在，以为其所用罢了。阶级，是社会集团，而不是社会组织。所以，只要“具有相同的权力性质和社会地位”，我们就可以把这一类人确定为一个某某阶级。因此，可以说，任何社会都存在着阶级。阶级并不一定就意味着矛盾，更不一定就意味着斗争。现代理论中提出了“阶层”的概念，其目的就是为了排除“阶级”的矛盾性和斗争性。其实，这只是因为人们对“阶级”的错误理解而已，“阶级”与“阶层”实质上是一样的意思。因此，我把“阶级矛盾”定义为“社会矛盾的阶级化表现”，这也是有一定依据的。也就是说，阶级矛盾其实就是一种社会矛盾，只是这种矛盾是用“阶级”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当然，阶级矛盾的具体表现，还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阶级社会，并不是指存在着“阶级”的社会，而是指存在着“主要阶级矛盾”的社会。所以，是否存在“主要阶级矛盾”就成为了是否为“阶级社会”的判别标准。也许有人会认为：“主要”是与“次要”相对的，所以，这个“主要阶级矛盾”消除了，另外一个阶级矛盾又会上升为“主要阶级矛盾”，由此周而复始，那“主要阶级矛盾”不就永远存在了吗？这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其实并不正确。因为一个阶级矛盾能够成为“主要阶级矛盾”，并不在于它与其它的阶级矛盾相比更为重要，而在于它能够成为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个社会，并不一定就有“主要矛盾”，也有各种矛盾都存在，但哪个也不是“主要矛盾”的时候。在民主社会中，虽然也有阶级、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的存在，但是，它们都不足以形成统一的大规模、不足以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在民主社会，是不存在“主要阶级矛盾”的。也就是说，民主社会是非阶级社会。那么，专权社会（权本社会）也就一定是阶级社会了。任何阶级社会都必然存在着“主要阶级矛盾”。而任何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等形式，其实质都是这一阶级对另一阶级的“专权”。因此，可以说，任何阶级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其实质都是专权阶级与无权阶级的矛盾。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专权阶级具体是哪个阶级，无权阶级又具体是哪个阶级，就要据不同的社会阶段、不同的社会形态而定了。专权阶级，就是指独占了共有权力或侵占、侵犯、侵害了别人的正当权力的人所形成的社会集团。无权阶级，就是指被专权者、专权阶级剥夺了应有权力的人所形成的社会集团。一切独占了共有权力或侵占、侵犯、侵害了别人的正当权力的人都属于专权者，但不一定都属于专权阶级。一切被侵占、侵犯、剥夺了自己本应拥有的权力的人都属于无权者，但不一定都属于无权阶级。在阐述具体的各社会形态的主要阶级矛盾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讲一下一个除原始社会外，其它任何社会都必然存在但却被人们所忽视的阶级──权产阶级（税产阶级）。权产阶级，就是依靠掌握、实施国家权力（所形成的服务）而获取经济来源的人所形成的社会集团。权产阶级又可称“税产阶级”。由于在专权社会中，权产阶级具有专权的性质。所以，在阶级社会（专权社会）中，权产阶级一般是不作为一个单独的阶级的，而是与其它的阶级互相结合在一起的。权产阶级是与专权阶级相结合的，这是由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在奴隶社会，权产阶级是与奴隶主阶级相结合的；在封建社会，权产阶级是与地主阶级相结合的；在物产资本社会，权产阶级是与资产阶级相结合的；然而，在公本社会，由于国家直接占有着社会资产，权产阶级就直接与社会资产、资源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一个“全能”的、“独一无二”的（单独的）──公权阶级（这是一个单独的阶级）。到了后公本社会的现在的中国，由于资本经济的发展，权产阶级既与公本资源相结合，又与新兴的资产阶级关系密切（这是显而易见的，不用说别的，共产党的官员们的亲朋好友去经商就是非常普遍的。），但仍然是以其自身的专权为主，所以依然还是“公权阶级”。虽然，权产阶级一般与其它的阶级相结合，但是，它本身的阶级性质却仍是不可磨灭的。所以，共产党的官员们常说自己属于“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劳工阶层”，这是纯属胡说八道。这也是共产党把物产资本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搬到了公本社会来使用，其实，公本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已经是公权阶级与无权阶级的矛盾了。共产党这样做，就是为了掩盖它是权产阶级、公权阶级、专权阶级的真正阶级本质。共产党专权阶级一方面把社会资源都“公有化”，使“国家”占有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又把国家权力“私用化”。从而也就使自己成为了大部分的社会资源的最大受益者，使“公有资源”为共产党的官员们个人服务了。这就是共产党专权阶级顽固地坚持、维护“公有制”的真正目的。前面已经讲过了，专权阶级与无权阶级的矛盾，是任何阶级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在奴隶社会，专权阶级就是奴隶主阶级，而无权阶级则是奴隶阶级；在封建社会，专权阶级就是地主阶级，而无权无势阶级则是农民阶级；在物产资本社会，专权阶级就是资产阶级，而无权阶级则是无产阶级；在公本社会和后公本社会，专权阶级就是公权阶级，无权阶级就是无权阶级。资产阶级，就是依靠其所占有的社会资产而获取经济来源的人所形成的社会集团。无产阶级，就是依靠出卖自身的劳动（能）力而获取经济来源的人所形成的社会集团。无产阶级又称劳工阶级。公权阶级，就是掌握或依靠公权力而对别人进行专权的人所形成的社会集团。公权阶级的全称为“公本专权阶级”，又可称“公本阶级”。无权阶级（在公本社会和后公本社会中），就是被公权阶级剥夺了应有权力的人所形成的社会集团。所以，无权阶级与公权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和斗争。只不过，由于没有正确理论的解释和指导，无权阶级与公权阶级的斗争就显得非常隐蔽和分散了，具体就表现为：“反腐败”、“越级上访”、“民众围聚某某政府闹事”、“农民抗税”、“民运”、“人权”，等等。所以说，我的“无权阶级与公权阶级的矛盾和斗争”的理论，必将引导我国走向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中国的无权阶级现在只是没有正确的统一的思想指导和组织领导！共产党如果还不主动改革、主动放弃对国家和人民的专权的话，那么，它就必将被淹没在无权阶级革命斗争的洪流里！因而，我也就希望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能够看清当前的形势，能够顺应社会历史的潮流而发展。当代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都已经渡过了专权社会、阶级社会，而完全进入了资本社会、民主社会。所以，在这些国家中，是不存在“主要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虽然也存在着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其具体的表现就是工会与资方的斗争，但是，它并不足以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因为在真正的资本社会、民主社会、法治社会里是可以缓解或消除任何形式的“专权”的。所以，任何形式的阶级矛盾和斗争，都会成为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斗争。而且，在现代社会中，还有一个至为重要的现象，就是“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壮大。所谓“中产阶级”，就是指依靠自身的、与知识（科技等）相结合的劳动力资产而获取经济来源的人所形成的社会集团。我在《我的社会形态分析理论》中讲过，劳动力的普遍资本化，是资本社会正式形成的标志。而中产阶级，就是劳动力资本化的产物。可以说，中产阶级的出现，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表现。在现代社会，由于科技的不断发展，出现了“知识经济”，劳动力就逐渐与知识（科技等）相结合了，从而也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独立的资本──劳动力资产，即劳动力转化成了资本。于是，无产阶级中的人占有了“劳动力”也逐渐转变成了“劳动力资产”（资本），其“无产阶级”的“无产”身分也逐渐“名存实亡”了，从而，“无产阶级”也就逐渐转化成了“中产阶级”。这就是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形成了。所以中产阶级实际上就是另一种形式、另一种内容的“资产阶级”。当然，无产阶级完全转化成中产阶级，是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的。所以，在当代看来，人们就会认为，“中产阶级”是新产生的近似资产阶级的新阶级，但实质上，这只是“无产阶级”还没有完全转化成“中产阶级”的表现。这还需要经济和社会的继续发展，但是，“无产阶级”完全转化成为“中产阶级”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就是阶级斗争与从阶级中分离出来的争权集团的斗争，是不同的。阶级斗争是因为阶级矛盾，而争权集团的斗争，是因为种种原因争夺国家政权。“从某某阶级中分离出来的争权集团”，这说明，它已经从“某某阶级”中“分离”出来了，它已经不再属于“某某阶级”了。它只是有着与“某某阶级”一致或相近的目标、理想，其想法、愿望亦更接近于“某某阶级”。所以，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斗争，都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从阶级中分离出来的争权集团的斗争”。因此，近代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争（斗争）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争权集团与“代表”资产阶级的争权集团的斗争，或者说，共产党与国民党，这两大争权集团的斗争“代表”（表明）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道理。这里的“代表”某某阶级，是意愿上、意义上的代表，而不是权力上、行为上的代表。但是，本阶级中的人支持从本阶级中分离出来的争权集团的斗争，是本阶级斗争胜利的关键。无权阶级的任务，就是反对专权！无权阶级的首要任务，就是反对公权对私权的专权！全国无权者联合起来！为争取我们的应有权力，实现民主和自由，而斗争到底！──────────────────────────────从中国《宪法》环境的源头之变看中国行政与执法的人权冲突巩胜利2004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并通过了建国50多年以来从没有过的“政治文明”和“保障人权”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条款。中国终于迈出了历史、崭新而重要的一步，而这一步，是中国走向国际社会与全球“同此凉热”的一个组成部分。经过50多年，中国现在终于要以“政治文明”，来保障“人权”和“私有财产”了。然而要让中国对“权力”、特别是对国家权利和公共权力的拥有者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并与保障“人权”、保护“私有财产”进行法律实践的挂钩，这是中国面对全世界所有成功国家和政府需要突破的第一难题。今日世界，全球的市场经济、法制国家取得了世界各国公认的巨大成功，一些国家成了“高收入”和“中上等收入”的富国。而中国，尽管已经建国55年了，但至今依然没有从根本解决好国家“政权建设”和“法律建设”的体制生态问题，那么“改革”要取得根本的成功，就必须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权力”大于“法律”的重要问题。自现在，到未来中国20年间，中国将遭遇无法回避的“权力”与“法律”的文明冲突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与冲突、会以什么样形态出现、为什么会出现呢？这是中国国家“权力”与《宪法》源头生态环境根本上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一、中国立法机构──“人大”与中央人民政府、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监督难的新课题尽管从宪政的理论上来说，“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对“一府两院”（政府与法院、检查院）进行绝对监督，但实际上中国没有任何形成、制定出任何监督的“游戏规则”，这种“监督权”没有任何阳光化可以实际运行机制。事实是这种“监督”走向了“权与法”的两极，不是从根本上无法行使“监督权”，就是“权大于法”，让中国法律的最后一道公正──法院判决成一纸空文，然后全国上下民事、刑事案件大量堆积、无法执行的案件堆积如山，造成了中国法院长期的判决之后──“执行难”。近来，在中国广州爆发的“孙志刚事件”，从表面上看是执法者乱执法的违法犯罪问题，其源头则是因国家、国务院制定的“收容遣送条例”与国家《宪法》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已经在中国延续了40、50多年，又有谁可以、并能够发现和监督这种违反《宪法》的事件发生呢？孙志刚事件，是中国“人权”状况的“爆炸性”体现，说明实行了50多年的中国“人权问题”需要从源头上进行历史的反思和彻底变革。在辽宁省爆发的“第一黑社会头子──刘涌案”，除了辽宁省高院司法的严重不公之外，那么全国“人大”和辽宁省的两级“人大”为什么不行使当然的“监督权”、启动改变“程序”呢？在黑龙江爆发的“宝马车撞人案”，更是堂堂正正的就演绎了“权力”与“法律”的“双簧”。在未来20多年，中国将进入“法律”与“权力”拉锯、最活跃的“青春期”。§§二、中国《宪法》独立的监督机构和违宪审查的　　　　游戏规则问题中国《宪法》是中国国家法律序列中“最无能”的法律，既没有国家《宪法》的执行和监督的机构，又没有国家《宪法》的维护、裁判的机构。按照中国《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具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有权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各部委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进行违宪审查。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几乎没有办法动用和使用这种“权力”，因为没有执行“监督”的任何规则。而今，中国违反《宪法》的案件已经开始层出不穷，《宪法》简直就成了唐僧肉，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未来20年，这种冲突将更加平凡和突出，必须解决中国权力监督和制约与《宪法》立法体制的障碍问题。中国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曾爆发过一单法官审判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来审理，而河南省“人大”却要维护《河南省种子条例》的案件，结果是“省人大”提前进入监督中院法官、河南省“人大”下发“红头文件”要撤消法官、让其“下岗回家抱小孩”的事件。省级地方立法机构，与国家法律发生冲突，却强行“监督”、必须维护地方法则的尊严。那么将来，谁来维护中国国家法律的秩序和游戏规则？§§三、是中国省、市、县、乡、镇各级“人大”，　　　　如何对同级政府、党的权力机构及财政预算　　　　进行有效的审查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形成中国特色与国际接轨的中国省、市、县、乡、镇　　　　各级“人大”监督的生态发展环境中国正全面面临着行政批权与法院判决的严重冲突、适应期。据报载，广东省云安县法院判决了一起按中国国家规定进行建设招标的事件。云浮第三建筑公司，在该县监察局、公证处、建设局监督下的取得了招标建设项目，但云安县建设局却以政府的“红头文件”废了胜标者，经过中国行政、司法审判程序，两次败诉的云安县建设局既不上诉，也不执行法院的判决，却又下发了第三份政府“红头文件”（此事件报道见广东3004年2月5日《南方周末》报第四版《广东云安：红头文件抗衡判决书》一文，作者郭国松）。这的基层政府行政与批权，公开与中国审判的法院进行抗衡。中国所谓的法律与公正，在这里成了糕羊，任人被玩弄。然而，中国各级党政批权与中国司法判决的冲突，每年造成有60%以上的经济、民事案件案件，长期根本无法执行，造成大量的历史积案。中国各省、市、县、乡、镇各级党政，是中国政权的最庞大体系。然而中国党政长期50年以来，“权力”官位既互相渗透、又相互重叠，一直以来都没有形成任何制衡的生态环境。中国的党政、融不下其自身之外的任何自然制衡，这边是“裁判员”一挥手就“跑”，那边又一声令下收取自身的利益，由于中国党政运行的成本高企，又促使这些官员必须以经济明锣开道。§§四、是中国地方司法机关是地方人、财、物管理体制　　　　一条生存链，这是中国司法机关难以形成公正、　　　　形成司法制衡生态环境的尖端难题。最近，在中国辽宁省爆发的“中国第一黑势力──刘涌案”审判不公不得不进入“三审”程序、黑龙江省爆发“宝马车”由于党政权力与司法权力进入而产生严重不公案，都从源头显示了中国司法监督体制、生态的严重紊乱。“刘涌案”，已经历史的证明了中国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公然溃堤及严重不公是的确存在。再加上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腐败案爆发、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司法腐败案的严重爆发，中国已经凸现出司法公正与社会监督的严重短缺。这标志着中国司法公正、社会公平生态环境的严峻，进入到一个特别严重的历史时期。为了绝对堵住中国舆论与社会监督的来路和去路，为了将监督、披露田风歧、麦崇楷腐败案扼杀在爆发之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果断出笼了与中国《宪法》所背离、《宪法》赋予媒体、所有公民都有的“言论”权利，“广东省最高人民法院”以红头文件下发[粤高法（2003）11号]、[粤高法（2003）252号]（参见《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12月8日、总第159期，第46、47页《广东法院“封杀6名记者”一文，作者金凌云》）的反监督“游戏规则”规定。§§五、《宪法》源头的监督与反监督“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　　　　可以采访报道，但必须事实求是、客观公正，　　　　对事实和法律负责，并且不得作出　　　　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这是广东省高院以上两个基“红头文件”根本所在。倘若“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那么“二审”的刘涌案就永远不会有“三审”的再改判结果了，那么在中国屡发的“刘涌案”、田风歧、麦崇楷腐败案等等，岂不永远都是一黑到底、也只是有永远这样一黑到底的结果吗？“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这为中国司法公正、接受监督埋下了永远的祸根。是一个登峰造极的腐败黑洞。这就是说：对中国司法从最高层到最基层的任何审判及腐败、黑洞、不公正裁判，一律都“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面对田风歧、麦崇楷、高官腐败等等，都不得有相反意见的媒体评论！？“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的结论为主。”不然就“禁止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作者注：“三级法院”是指广东省内所有省级高院、市级中院和县级法院）旁听、采访案件的庭审活动”。那么，曾经判处过“香港賊王──张子强”死刑的广东省大法官、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也可以当然、不费吹灰之力的吞并法院基建工程款800万元，还可以在3年时间之内、一家3口敛不义之财、腐败款3，200万元、免费贷款近1亿元人民币（此组数字见参2004年1月3日广东《亚太经济时报》总1614期头版《清算麦崇楷》一文，作者刘仁洲、王元松）的重大腐败，也不得随意采访报道、采访？广东省最高人民法院[粤高法（2003）11号]、［粤高法（2003）252号］文件的违反《宪法》“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权的践踏，是中国55年来法治、人权、民主、监督的历史性大倒退，这种“法治”与“人权”的大倒退，远远超越了中国最经典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最严峻的历史时期。最最关键是：这种违反中国《宪法》、绝对违反“人权”的行为，又由谁可以加以纠正？有没有纠正这种“法”的正当程序？谁来主持和维护、保障中国《宪法》关于“人权”“私产”“政治文明”与否的裁判和法律程序？§§六、中国党与“人大”、政府之间的　　　　职责、监督、权限的难题。长期以来，由于国家法律和党内规章对“地方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归属的规定不一致，在实践中，“人大”的决定权往往让位于党政，这种状况已经延续了50多年、到了再不解决就完全会造成“天大黑洞”的时候了。四川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陈智伦讲到政府与法律的冲突时举例说：某县有一家企业向银行贷款6000万元，为了“合法”逃债、将企业破产，该县县委书记、县长到县法院“现场办公”，要求县法院允许该企业破产。法院及院长只得违心的作出了企业破产审判。但银行无法接受这种权力的“特别”介入，向中央举报，中央派员调查查办了此案，县委书记、县长、法院院长被全部撤职。这是中国权力介入的典型写着，然而这种非法的权力介入，在中国早已司空见惯。（参见2004年3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司法界解剖身边“麻雀”》一文）。2003年底，中国河南省洛阳市中级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审理了一单种子赔付的一般民事案件，“一审”刚一结束，河南省“人大”就以维护《河南省种子条例》而提前进入“监督”程序，并下达省“人大”红头文件，要求市级中级法院严肃处理法官。这个小到只有几十万元人民币的芝麻案件，却引发中国地方“种子条例”与中国国家《种子法》的空前大冲突。结果是，河南省“人大”要维护地方的“种子条例”，法官若要维护国家的《种子法》，那么省“人大”就要强制监督你、以省级“人大”的红头文件、要求法官下岗走人──这是中国“依法治国”的举世尴尬。倘若中国《宪法》继续无能、不能从根本上主持源头的国家与公民的真正正义，继续让“政治文明”与“保障人权”成为挂羊头卖狗肉、画饼充饥的自欺欺人，中国也不能有一部能跨越党派、至高无上的国家《宪法》，不能调节中国人在人均年收入超过1，000美元的重要发展时期，不能调节中国加入ＷＴＯ、进入国际大家庭的各种各样的广泛冲突──解决中国社会的“管涌期”，那么“大中国”社会、经济、法治等就必然出现难以遏制的“管涌”，那么中国21世纪所梦想的实施“奔小康”的国家方略，是否也会成竹篮打水、付之东流？（作者对本文所著事例及所有的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若对本文有任何见解和法律疑问，请通过[email protected]反馈系。）------------------------------------------------------------【巩胜利简介】（作者本人提供）中国问题学者，著名财经、社会类评论家。其经济、社会类文章，在海内外广泛发表。代表作有：《中国“春运”：暴富了谁？掠夺了谁？》《21世纪：生生死死“新经济”》《“广交会”何以成为伪劣商品的天堂？》等。其《来自中国彩电第一品牌的内幕》一文，引发中国1998年6月上海“长虹”股票强烈震荡，《中国投资失败档案》、《中国金融怎么了？》、《中国股市“黑洞”》、《全球‘9．11’绝对防略》、《撩开美国ＮＭＤ的面纱》、《对话全球金融危机》等等，分解了中国和世界经济的一些重大、根本问题，是系列跟踪报道《可口可乐有奖销售揭密》、《可口可乐何以有错不认》、《可口可乐“玩”中国人的前前后后》溯源作者而震惊海内、外。在国际媒体《财富》杂志、《时代周刊》、《华尔街日报》、《新闻周刊》、《美中时报》、《欧洲时报》等媒体发表过一系列引起广泛轰动的论述，在中国最高层的《国内动态清样》、《人民日报》、《南方周末》《世界经济研究》、《财经》等广泛发表深度经济、社会评述、论著。本作者的一些前沿文章，反应了国际、中国社会的一些尖端问题而著称，引起中国最高当局的强烈关注，也引起国际、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强烈关注，被称为“具有驾驭中国语言文字与事件最可怕功力”。作者是中国经贸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网专家会员等，是从事国际、中国问题研究的著名中青年学者。通信地址（Add）：中国．广州工业大道南金碧二街78号404室 邮政编码(P.c)：510288电话、传真（Tel Fax）：（020）84045578 13822204711电子邮箱（E-mail）：[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杨力宇谈连宋的败落与未来──访问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金钟┌────────────────────────────┐│　杨力宇教授20年前曾亲邓小平宣示对台一国两制政策，上次　││　和这次大选都是连战支持者，也是多年观察与研究台湾及大　││　陆政治的专家，他在访问中对大选胜败的各项因素作出分　　││　析。　　　　　　　　　　　　　　　　　　　　　　　　　││　　　　　　　　　　　　　　　　　　　　　　　　　　　　││　3月25日，根据越洋电话记录整理　　　　　　　　　　　　 ││　　　　　　　　　　　　　　　　　　──《开放》编者按　│└────────────────────────────┘问：320总统大选的结果您感到意外吗？杨力宇：我不觉得意外，“3．19”枪击案发生后，我猜想连宋要输了，但很多人不信我的估计。我当时在台北，知道《中时》《联合》在17、18日作的内部民调，都显示连宋领先5至6个百分点，约60多万票。我搭出租车，司机都同情阿扁，没有人怀疑是“自导自演”，我相信枪击案使阿扁得了30万同情票，沈富雄也说“四颗子弹”改变了选情。§§陈文茜大嘴巴害了连战问：但不少人怀疑阿扁中枪是自导自演。杨力宇：枪击案造假要涉及很多人，那不可能。此案可以有许多疑点，但我不同意是“苦肉计”，王金平也不怀疑阿扁、吕秀莲是受了伤。如果是苦肉计，万一枪打偏了，打死了总统怎么办？凶手在哪里？我看可能性大的，还是睹盘的黑社会人物，但你抓不到。这是一个大疑案，案发后，被泛绿利用操作，如激活国安机制，几万官兵不能投票，对阿扁有利。问：连宋对枪击案的反应是否也丢了许多票，如陈文茜的记者会？杨力宇：我当时看到连战在枪击案后，他还是信心满满，没说甚么，估计阿扁的同情票只占一两个百分点，还是会赢，他向来说话谨慎。陈文茜大嘴巴确实害了连战。台湾的民众是善良的，富同情心的，自己的总统受枪伤，你说是阴谋，他们会反感，尤其南部，台南就输得很多，输了20万票。连战重视陈文茜，是因为她是民进党出来的，深知绿营的策略，连战接受她反公投的主意，公投就没有过关。胡忠信、陈文茜每个月都要去连战家。问：作票的可能性呢？大不大？杨力宇：大规模作票也不可能，涉及人太多，在台湾如此开放的社会，瞒不过去的。陈水扁险赢，完全是枪击案后操作得好，激发了同情心。也可以说是天意。问：阿扁比上次大选多了150万票......杨力宇：不错，连宋比上次起码少了10％，原因有三：一、南部本土意识强、反共，阿扁出生台南，他的票源巩固，气势上升；二、阿扁把连宋打成统派、亲共、卖台集团......对中间选民影响大，中间选民也有反共的，但他们更重视民生、经济好；三、南方民族主义高涨。连主张“三通”，与李登辉、陈水扁的本土意识不合，南部民众认受性很低。南部地区越来越远离连宋，阿扁赢了好几十万票（按：南台湾五县市绿营胜出56万票）。在北部大票仓，虽是泛蓝地盘，但苏贞昌冲票有功，使泛绿输得少了些（按：第一大票仓台北县上次大选，扁吕得票36％，这次达47％，增长11个百分点。在台北市泛绿守住20万票差距，实现“少输为赢”。）因此，泛蓝输100多万票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对台政策失败，从不反省问：这次选举的中共因素，如何评价？杨力宇：中共这次学乖了，没有文攻武吓，但是，台湾的本土意识是中共逼出来的，至少是因中共而强化、上升。你看，连一个国际卫生组织的观察员，也不让台湾有，香港20年前就已是国际民航、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的会员，这些组织是非经济性的，一个也不给台湾，对台湾人的打击可想而知。台湾本土人性情倔强，当然不会屈服。可见，中共对台政策之失败，但他们从不反省，永远只是一个口号“一国两制”，把台湾当作“地方”，视这次选举为“中国一个地方的选举”，连“总统”二字也不说。对台湾主权独立的事实，视而不见，对台湾民意民情完全脱节无知，一味打压，涉及民族诉求，就扣“分裂主义”帽子。要知道武力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不得人心的。所以，要说连宋的败选，中共责任大。而阿扁的胜利，也可以说，中共帮了大忙，把许多人推到阿扁一边去了。问：假若连宋翻盘不成功，国亲前景如何？杨力宇：我看今后国亲两党夺回政权，当总统，没希望了。现在大家寄望于马英九身上，我看也不行，为甚么？“马力强”这3位国亲中生代明星都是外省人（按：马力强即台北市长马英九、立委朱立伦、台中市长胡志强），今后的趋势就是总统一定要是本省籍台湾人，外省人想当总统，那是鬼打架。连战也只是半个台湾人，他出身在西安，父祖辈是台湾人，国民党除非全面本土化，才有可能卷土重来。马英九选总统也困难，他的声望，他的优势过不了浊水溪（按浊水溪是横贯台湾中部，位于南投与云林之间的一条河流，上游有日月潭水库）。马英九选台北市长赢了30万票，但这次选总统台北市只赢了20万票。立法院长王金平是本省籍，他可以选总统，马英九做副手，王马配，或许还有点希望。§§广场抗争要适可而止问：国亲两党合作合并可能性怎样？杨力宇：国亲之间矛盾太多。宋楚瑜的光芒已大不如四年前。台中是省府大本营，宋起家之地，是蓝绿决战关键，阿扁除台中市、南投市小输外，其余五县市全赢（按：绿营在中部七县市共赢21万票）。有人说，中部台湾人上次票投给宋楚瑜，已还清了他的人情。连老实、宋权谋，他上次声势超过连，这次屈于副手选总统，已是一次让步，他们要东山再起，只有这次选举翻案的机会。但验票胜出机会甚微，上次美国大选戈尔比布殊多几百万票，但佛罗里达州重新点票少了几十票，还是输掉。所以查不出作票，你差一票，也要认输。问：连宋广场抗争的效果如何？杨力宇：广场抗争是连宋二人同意的，说不达目的要坚持到“5．20”，长达2个月，那不可能。群众热度不可能永远维持，我估计周末（3月27日）大游行后，便可结束。民进党非常低调，不镇压，也不驱赶，一切争议诉诸法律解决，这是合理的。国亲要适可而止，否则，不利因素会增加。§§陈水扁两岸政策仍行中间路线问：当选票之争尘埃落定后，两岸关系有无可能出现新的期待？杨力宇：以陈水扁而言，我有三点估计：一、他有放低身段的可能，因为已当选，也不可能再度连任，无竞选压力，不必再打反共牌，便可缓和与大陆的关系，可能年底前开放三通，开放陆资与大陆游客，都可望摆上议程。二、在一中议题上不会让步。“一中各表”“九二共识”，仍然不会接受，陈水扁律师出身，都说他善变，不会象李登辉那样执着，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底线，何况他受到体制和他们支持者一定的约束。三、所谓台独时间表，06年制变，08年改国号，我看他没胆做到。中共可以容忍暗独，但不能容忍明独，因为容忍的话，西藏、新疆又怎么办？美国对暗独实独，会很高兴，但明独也不合它的利益。阿扁可以不理中共，但他不可能不理美国。因此，陈水扁只会走中间路线，不统不独。另外，民意也是一个因素，这次和平公投不过关，以后新宪更过不了关。这次这样温和的两岸协商谈判的第二议题公投都未过关（未过50％），实在令我奇怪。老百姓讨厌中共，但中共武力威胁对他们心理仍有阴影。------------------------------------------------------------【杨力宇小档案】台湾大学毕业，1970年获美国史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多年任西东大学亚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2003年退休。出版多种有关台湾与两岸关系论文与著作，作为同学好友与顾问曾协助连战竞选总统。会晤和访问过两岸多位高层政治领袖，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政策第一个传信人。〔原载香港《开放》杂志。转载自《新世纪》2004.4.12 04:15；http:// www.ncn.org〕──────────────────────────────李昌钰检视吕秀莲右膝枪伤与报告相符《大纪元》〔《大纪元》记者黄浩荣台北报导〕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博士一行人，9日下午4点20分搭机返回台北，并驱车前往台湾副总统吕秀莲的官邸进行伤势检验。李昌钰表示，在初步检验与比对后，吕秀莲右腿膝盖上的枪伤与在台南金华路现场重建时所测得的距离、角度相符。子弹是先穿过吉普车挡风玻璃，再打中吕秀莲右膝、并射穿护膝，造成枪伤。李昌钰到目前为止的主要鉴识结果，均与刑事局鉴识科先前的结论相同。李昌钰并向媒体澄清，昨晚在台南所使用的机器仅是雷射光，并非“特殊光源侦测器”（Alternate Light Source，简称ＡＬＳ）。而今天晚上他将使用ALS对陈总统当天衣物等进行深入检查。李昌钰表示，明天早上搭机离台前他将召开记者会，公开说明此行在台湾进行刑事鉴定的主要成果。但有部分资料，包括建立弹道的数据等，无法于短时间内处理完毕，他将带回美国再做进一步计算比对。李昌钰等人预计于11日上午7点举行记者会，10点搭机离开台湾。〔转载自《大纪元》2004.4.11 04:15；http://www.epochtimes.com/gb/ncnews.htm〕──────────────────────────────“四．一○”集会群众火爆抗争．警民冲突九十六伤《大纪元》《自由时报》记者黄星皓正在拍摄现场时，不知何故，被近10名戴口罩、手持铁条的青少年锁定，语带威胁、恐吓，喝令黄星皓“不要播了！”有人持国旗杆殴打，黄星皓反抗，但引来更多群众攻击，黄的同事一位导播、一位工程人员欲助他脱困，也遭殴打。东森电视台摄影记者鲁品农也遭群众殴打。10时20分，台北市长马英九下令驱散现场群众。10时30分许，警方展开驱离，其中一名群众手持长木棍攻击，零星冲突不断，警方持续推进，并逮捕滋事民众。约有20多名群众不满被驱离，又试图推倒大型鹰架阻隔警方。10时38分，有民众丢掷汽油弹攻击警方，引发火势，警方大动员迅速推进，强制驱离群众。10时45分许，优势警力将群众往景福门推进，净空凯达格兰大道。11时05分许，摄影风网站站长刘家任，因拍到群众攻击警方的画面，群众要求交出底片并出示身分证件，刘家任不从，即遭5、6名群众围殴，随后刘出示名片，并表示他冒着生命危险采访新闻被打，警方却没处理。凌晨0时35分，镇暴部队将群众驱赶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前，群众人数已逐渐减少。凌晨1点30分，宋楚瑜探视静坐的亲民党立委劝他们回去，宋与该党立委于2时许离去。国民党秘书长林丰正，也于凌晨1时30分抵达台大医院探问国、亲立委，并对有人在此次集会因遭驱离而受伤感到遗憾。林丰正也随即探望因公受伤的媒体记者，前往陪病的家属们向林丰正抱怨说：“究竟抗争要到何时才能结束？”、“请神容易，送神难”……，林丰正静听他们的心声。------------------------------------------------------------群众围攻、砸介寿派出所〔记者张文川台北报导〕泛蓝支持者“4．10”凯达格兰大道前示威活动，超过法定集会时间，晚间警方开始喷水驱离后，群众情绪失控，将矛头指向警方前进指挥所介寿派出所，大举包围派出所前，打破玻璃、破坏变电箱、丢掷石块，甚至出现浓重汽油味，怀疑有人泼洒汽油，情况一度危急，派出所前混乱1个多小时，直到公园路北侧镇暴部队进驻，才化解危机。昨晚7时15分，有人开始朝派出所丢矿泉水瓶，板凳、路障、石头、砖块陆续加入行列，一至四楼窗户玻璃破声连连，大门落地玻璃门也破了两片，镇暴保警立即在门后补上两排人力抵御袭击。同时，5、6名男子持木棍、旗杆，猛力敲击装在派出所右侧外墙的变电箱，造成变电箱冒出火花，所内灯光随之一明一灭多次，7时33分派出所内全面断电，仅靠部分紧急照明灯撑起光明，在顶楼的指挥系统也因而失效，指挥官改以无线电部署警力。群众发现派出所顶楼天台有员警在摄影搜证，于是闹事者纷纷戴上口罩，继续“攻坚”，对着变电箱电路喷水，并有人以空水瓶装喷水车的余水，摔碎人行道的路砖，持续攻击门窗玻璃。7时38分，派出所前方空地突然传出浓重汽油味，警方同时发现有人趁乱以水瓶装汽油向所内丢掷，警方立即喷灭火器以防意外，幸亏汽油未引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多数民众闻到汽油味也纷纷走避。至7时50分，仍有汽油瓶扔进派出所，警方一度想冲出抓人，但滋事分子趁铁门未开即“快闪”，警方只得作罢。派出所前暴动持续约1个多小时，8时10分，在公园路北侧集结的镇暴部队，前进至凯达格兰大道前斑马线，才顺利“收复”派出所。〔转载自《大纪元》2004.4.11 04:15；http://www.epochtimes.com/gb/ncnews.htm〕──────────────────────────────泛蓝410集会爆发警民冲突马英九下令驱离《大纪元》〔《大纪元》记者赵晓慧台北报导〕泛蓝今天（10日）下午于台湾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举行合法集会，但却在晚间爆发警民冲突。在记者截稿前，已知造成33人受伤，八人遭警方逮捕。§§民众攻击警察欲闯总统府在连宋两人离开会场后，约傍晚6点07分，少数激动的民众开始鼓噪，不断的拉扯拒马，企图突破警方封锁线，闯进总统府。晚间6点30分，民众推倒现场的“公投拼真相”巨型看板鹰架，将鹰架叠放在拒马及蛇笼上方，准备踩踏跨过封锁线，并以保特瓶、灭火器等物件向警方丢掷。国亲联盟的党工及纠察队，不断以扩音器呼吁民众冷静，劝告民众离开封锁线，但是民众并没有理睬。警方判定民众已违反《集会游行法》，在台北市长马英九的授权下，7点10分采取第一波驱离行动，出动两辆喷水车，以强大的水柱洒向民众，希望降低民众的激昂的情绪，同时以优势警力强制驱离滋事分子。民众并不理会警方的水柱，反而拿出绳索系在拒马上，以拔河的姿势企图将拒马拉开。在此同时，总统府前的介寿派出所发现遭到民众攻击，门窗玻璃被打破、电箱被砸毁，一度造成停电。7点40分，拒马被民众突破，警方的封锁线形成一道缺口，镇暴警察便加大水柱向民众喷洒，并迅速补上第二道拒马。现场民众大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并且大喊“警察退后”。8点15分，镇暴警察形成人墙堵住缺口，同时手持盾牌及警棍向民众挺进。民众则以保特瓶攻击警察，现场一片混乱。台湾官方要求媒体记者离开现场，将进行全数驱离予以净空。国民党数名女性立委，手挽着手行成人墙走进现场，希望柔性劝导民众冷静。稍后，国亲两党秘书长林丰正、蔡锺雄也赶抵现场，呼吁民众理性冷静。§§苏嘉全及马英九均坐镇指挥为因应可能造成的冲突，新任内政部长苏嘉全，在今天下午4点进驻台湾警政署，听取现场最新状况并与台北市长马英九保持联系。马英九也在5点进驻市警局坐镇指挥。在获悉发生警民冲突之后，马英九约于6点50分向苏嘉全报告，苏嘉全表示全力支持并尊重台北市的执法措施，必要时也将给予协助。稍后，马英九便下令以水柱驱离违法群众。台北市政府发言人吴育升表示，对于违法的滋事分子，将一律依法严惩绝不宽贷，“来一个抓一个”。§§混入闹事？民进党驳斥国亲指控据悉，在今天集会举办之前，即已传出将有帮派分子渗入藉机滋事，使得“4．10”活动蒙上一份诡谲的气氛。究竟谁是滋事分子，国民党秘书长林丰正指控，是民进党分子混入人群，在警方封锁线前鼓动、带头滋事，他呼吁支持者“不要上当”，尽快离开现场。对于林丰正的指控，民进党副秘书长李应元在第一时间驳斥。李应元表示，国亲的抗争，民进党一直在包容、克制及谅解，尊重国亲的集会结社的自由，但林丰正的说辞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李应元要求林丰正立刻收回这项指控，否则将在下周一（12日）提出控告。§§近万警力驱离立委民众记者受伤泛蓝今天的法定集会时间为晚间10点，时限一到，现场约1，500位民众仍然不愿离去。突然数个高约四层楼的舞台鹰架，遭到民众一一推倒，企图自行组合一道防线与警方进行对峙。部分民众还爬上鹰架，或是喊“冲啊”与警察发生推挤，甚至有人向警方丢掷汽油弹，现场紧张的气氛一度升高。10点20分，马英九再度下令强制驱离，现场随即涌入近万名的镇暴警察，迅速地推进、逮捕滋事分子，有人被警方连拉带抬的带走。在优势的警力下，现场的混乱情况初步获得控制。据悉，警察、民众及记者均有人受伤。原本席地坐在警方的封锁线之前、试图缓和冲突的亲民党立委沈智慧与秦慧珠，指控被警察“踩过去、殴打”。沈智慧泣诉警察的粗暴，秦慧珠则扬言，陈水扁及马英九需负责，马英九若不出面道歉，她就坐在现场直到5月20日新总统就职日。情绪激动的沈智慧稍后被送往邻近的台大医院调息。稍后，台北市政府吴育升表示，这一波的驱离行动完全合法，相信台北市民也都会给予支持。至于亲民党立委的指控，他说，马英九曾经要求警方，驱离过程当中要特别保护立委人身安全，对于沈智慧的指控，欢迎记者提供当时的录影画面，以供台北市政府检讨参考。12点30分左右，凯达格兰大道已经完全净空，仅留下部分静坐抗议的亲民党立委。泛蓝支持者则被警察逼退至景福门，但仍然发生激烈的警民冲突，据传现场有一位老先生自残，随后被救护车载走急救。截至记者截稿之前，台北市政府发布统计，这波冲突至少已有33人受伤送医，包括警察、民众及3名遭民众攻击的记者。目前已逮捕8人，其中6人有前科，警方将两人依现行犯移送法办。（中央社记者黄瑞弘台北11日电）“4．10”集会演变成警民冲突事件，台北市长马英九今天凌晨表示，警方总共逮捕13名涉嫌滋事者，其中6位有前科，并从他们身上查获包括强力弹弓等工具；而在几波冲突过程中，共造成41名民众、55名员警受伤。马英九表示，6名有前科的民众中，住在北市的有3人，其余3人则来自外县市。警方在这些涉嫌滋事者身上，发现强力弹弓、美工刀、汽油桶、石头等工具，马英九强调，将依据相关规定，将这些人移送法办，追究刑事责任。在几波警民冲突中，共造成民众41人、员警55人受伤，已分别送往台大等医院治疗，马英九说，虽然大多数伤者伤势并不严重，但仍令人遗憾，使得集会原本要表达的诉求被模糊掉，相当可惜。〔转载自《大纪元》2004.4.11 04:15；http://www.epochtimes.com/gb/ncnews.htm〕──────────────────────────────

“怎么想到做这个呀？”“什么是wifi啊？”“你自己做的是哪部分呀？”“花了多少时间？”在第一天的答辩环节红衣事件，每组的4~5位评委要分别与组内的30个学生自由问辩。记者跟着一位评委走过8个展台，发现这些随意的对话里，藏着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