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从“服从分配”到“收获真爱”

1969年7月，徐星出生在新疆伊犁，父母是江苏大中专支边团的知青。上大学以前，他有过许多梦想，甚至曾经梦想当一名武功高强、云游四海的高僧，但就是从没想过要当一名古生物学家。上世纪70年代，陈景润因“哥德巴赫猜想”家喻户晓，成为许多少年心中的偶像。当时的徐星便是其中之一，他热血沸腾，立志要成为一名伟大的数学家。到了初中，他又喜欢上了物理，梦想着要当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而且，一定要去未名湖畔的北大读书。

后来经过不懈努力，他如愿以偿拿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然而造化弄人，偏偏高考那年，北大物理系在新疆没有招生名额，仅有的几个名额也都在冷门专业。徐星已经不记得自己填报的是什么专业了，但“肯定不是地质学”——为了进北大，他也在“服从分配”前面打了钩。

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看到录取专业时，他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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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生物专业”“这是什么专业？”

这个被调剂的高中生跑去问老师：

什么是古生物学？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师生正在探讨中文学习问题。

老师却说，不知道，没听说过。

徐星心想：

“连老师都不知道，一定非常现代。”

直到入学，徐星才知道，录取自己的专业是地质学的一个学科方向。然而当时的他，并不喜欢这个专业，对经济学更感兴趣。大学期间，他读过萨特、维特根斯坦、马克思、萨缪尔森等人的著作，跟经济相关的统统来者不拒。“毕业前一年的八月我开始到人大旁听”，他盘算着将来读一个国际金融之类的经济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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